好的，我們接著上一章的情節(jié)，細(xì)致描繪戲班在上海遭遇封殺后，如何在困境中掙扎求生，并埋下新的伏筆。

夜色如墨，黃浦江的潮氣混著廉價燈油的煙霧，彌漫在閘北一帶低矮的板房里。天蟾戲院的包銀自然是拿不到了，戲班幾十口人，被華探長一番“好意勸告”，連夜搬出了還算體面的后臺，擠進(jìn)這處魚龍混雜的“下只角”。

空氣里是劣質(zhì)煙草、汗水和隔夜馬桶混雜的氣味。班里的武生“鐵塔李”一拳砸在吱呀作響的木板床上，震起一片灰塵：“他娘的！在北京受旗人大爺?shù)臍猓搅诉@上海灘，還得看二鬼子的臉色！唱戲的，難道就不是人？”

角落里，演老旦的孫嬤嬤摟著自己才七歲的丫頭，偷偷抹淚。丫頭餓得直吮手指頭。初春的上海，陰冷刺骨。

譚鑫培一直沉默著，用一塊舊絨布，一遍遍擦拭著隨他走南闖北的髯口。那銀白的馬尾，在昏暗的油燈下，泛著冷硬的光。他終于開口，聲音不高，卻讓躁動的后臺瞬間安靜下來：“人，是要吃飯。戲，也得唱下去。”

他目光掃過眾人：“天蟾的臺子高大，亮堂。可上海灘，不只有天蟾。”他頓了頓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明兒個，我去找‘鄭家木橋’的倪老大。”

眾人聞言，臉色都是一變。鄭家木橋是苦力、小販、跑碼頭各色人等聚集之地，倪老大是那里的地頭蛇，掌控著幾個簡陋的茶樓書場。去那里唱戲，等于是自降身份，從“名角”淪為了“路歧人”（跑江湖的藝人）。

“師父！”石娃忍不住叫出聲。他記得清楚，去年在天津，有個草臺班子請師父去“搭班”，許以重金，師父眼皮都沒抬就回絕了，說“餓死事小，失節(jié)事大”。

譚鑫培看向石娃，眼神復(fù)雜，有無奈，更有一種深沉的堅(jiān)定：“石娃，你記住了。在北京，講的是‘節(jié)’，是臉面。在上海，先要講‘活’，是里子。臉面丟了，還能掙回來。里子要是爛了，人就真的完了。”

第二天，譚鑫培真就一個人去了鄭家木橋。回來時，袍子下擺沾了泥水，臉上看不出喜怒，只淡淡說了句：“談妥了。‘得意樓’茶館，下午一場，夜場一場，唱‘路頭戲’，賬分。”

“路頭戲”便是沒有固定劇本，只有大致情節(jié)框架，全憑演員臺上即興發(fā)揮、插科打諢來吸引底層觀眾。對譚家班這樣講究“京朝派”規(guī)矩的班子來說，這幾乎是另一種羞辱。

然而，開鑼那天，情形卻出乎意料。

得意樓里煙霧繚繞，人聲鼎沸。茶客們吆五喝六，瓜子皮吐得滿地都是。譚鑫培上臺，不唱帝王將相，卻唱了一出經(jīng)過改編的《打漁殺家》。他演的蕭恩，不再是簡單的江湖老英雄，那被官府欺壓、被豪強(qiáng)奪船的悲憤里，分明融入了馬關(guān)之恥、百姓流離的切膚之痛。他沒有直白地呼喊口號，卻借古喻今，將一份家國之恨，藏在每一個身段、每一句看似平常的唱詞里。

臺下的苦力、小販們，起初還在喧鬧，漸漸地，都安靜下來。他們聽不懂文縐縐的戲詞，卻看得懂那眼神里的不屈，聽得懂那唱腔里的冤屈。那被生活重壓的憤懣，仿佛在戲文里找到了共鳴。當(dāng)蕭恩最終奮起反抗時，滿堂爆發(fā)出真正屬于市井的、炸雷般的喝彩！

石娃在后臺打鐃鈸，他看著師父在簡陋的臺子上，用一身真正的藝業(yè)，征服了這群最粗糙也最真實(shí)的看客。他忽然有些明白了師父的話：真正的風(fēng)骨，不是在華堂之上唱給別人看的，是在泥濘里，依然能挺直的脊梁。

散場后，一個穿著灰布長衫、戴著眼鏡的清瘦中年人擠到后臺，不顧班子里人警惕的目光，對著譚鑫培深深一揖：“譚老板，今日一曲，振聾發(fā)聵！在下《申報(bào)》訪事（記者）王慕暉，不知可否邀先生一談？”

譚鑫培打量著這個不速之客，尚未答話。班子里管箱的牛二叔卻慌慌張張跑進(jìn)來，壓低聲音：“老板，不好了！看見幾個‘白相人’（流氓）在茶館外頭轉(zhuǎn)悠，怕是倪老大那邊……嫌我們今天‘唱歪了’？”

剛剛看到一絲生機(jī)的戲班，瞬間又籠罩在無形的威脅之下。上海灘的水，果然深得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