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個濕漉漉沾滿泥點的白色硬質工牌，靜靜地躺在手上。

張誠盯著塑料封套上周明這張平靜得過分的臉，想起昨夜濁流中那雙空洞的眼睛。他拉開抽屜，取出證物袋，把工牌和那團沾著油污的破布放在一起。

陽光下，工牌的白色和破布的墨黑形成刺眼的對比，就像這條河——表面光鮮，底下腐臭。

手機震動。陳鋒發來一個定位：紅旗廠老職工宿舍，3棟204。下午三點。

還有一條補充信息：穿便服，別開車。注意尾巴。

尾巴。張誠走到窗邊，掀起百葉簾一角。樓下街道很安靜，只有幾個老太太在樹蔭下擇菜。但斜對面的報刊亭旁，停著一輛銀色面包車，車窗貼著深色膜。車停在那里超過兩小時了，沒見人上下。

他拿起望遠鏡——父親留下的老式軍用望遠鏡，鏡片都有些花了。透過模糊的視野，能看到駕駛座上有人影，似乎在低頭看手機。副駕駛空著。

有人盯著他。從什么時候開始的？昨天？還是更早？

張誠放下望遠鏡。他打開衣柜，找出最普通的灰色夾克和黑色運動褲。從抽屜深處摸出一個舊錢包，里面只有幾百現金，還有一張皺巴巴的公交卡——很久沒用過了。最后，他拿起那把藏在書架后的折疊刀，刃長八厘米，鋼口很好，是父親留下的遺物之一。

“防身用。”父親當年把刀遞給他時說，“但最好一輩子別用上。”

張誠把刀塞進后腰，用夾克蓋住。他走到門邊，貼在貓眼上看了幾秒，然后猛地拉開門。

樓道空蕩蕩的，只有感應燈因為突然的聲響亮了起來，投下慘白的光。

他快步下樓，腳步放得很輕。到二樓時，他停下，從樓梯間的窗戶往外看。銀色面包車還在原地，但駕駛座的人不見了。

張誠的心跳快了一拍。他繼續往下走，到一樓時沒有直接出門，而是拐進地下室。這里堆滿了住戶的雜物，霉味很重。他穿過成堆的紙箱和舊家具，從另一個單元的門出來。

巷子很窄，兩邊都是老舊的圍墻。他貼著墻根走，拐了兩個彎，確認沒人跟蹤后，才走上主路。

紅旗廠老職工宿舍在城西，要倒三趟公交。張誠坐在最后一排，帽子壓得很低。車廂里人不多，一個老太太拎著菜籃子，兩個學生在玩手機，還有個中年男人在打電話，聲音很大：“……對，合同必須改，不然沒法做……”

張誠盯著窗外掠過的街景。這座城市他生活了三十多年，卻突然覺得陌生。那些熟悉的街道、店鋪、廣告牌，此刻都像舞臺布景，底下藏著看不見的暗道和暗門。

就像那條河。他想起周明寫在工牌背后的那句話：

“報告是假的。河是黑的。我看見了。沒人信。”

車到站了。張誠最后一個下車，在站臺等了半分鐘，確認沒人跟下來，才朝宿舍區走去。

紅旗廠倒閉十五年了，這片職工宿舍卻還頑強地立著。六層的老樓，外墻的石灰大片剝落，露出底下暗紅的磚。陽臺外晾曬的衣服在風里飄著，像一面面投降的白旗。

3棟在院子最深處。樓下坐著幾個老人在下棋，棋子落在木板上的聲音很響。張誠從他們身邊走過時，一個禿頂的老人抬起頭，渾濁的眼睛盯著他看了幾秒，又低頭繼續下棋。

204在二樓。門是綠色的老式鐵門，漆皮起泡，門上貼著的春聯只剩半邊，“福”字褪成了慘白。

張誠抬手敲門。篤，篤篤。

門里傳來窸窣的聲音，然后是鏈鎖滑動的輕響。門開了一條縫，一只眼睛從門縫里望出來——渾濁，布滿血絲，警惕得像受驚的動物。

“找誰？”聲音嘶啞。

“秦叔讓我來的。”張誠低聲說。

門縫開大了些。開門的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，瘦得嚇人，臉頰深陷，眼窩發黑。他穿著洗得發白的工裝，胸口處還能隱約看出“紅旗染織”四個字的輪廓。

“進來。”男人側身讓開。

屋里很暗，窗簾拉得嚴嚴實實。空氣里有濃重的煙味和藥味。家具簡單得近乎簡陋：一張木板床，一個掉漆的衣柜，一張方桌，兩把椅子。墻上掛著一張全家福，照片里的一家人笑得燦爛，和眼前這個形銷骨立的人判若兩世。

“坐。”男人指了指椅子。他自己坐在床沿，摸出煙盒，抖出一支煙，手抖得厲害，點了三次才點著。

“我叫張誠。”張誠說。

“我知道。”男人深吸一口煙，“老張的兒子。你長得像他，尤其是眼睛。”

“您認識我父親？”

“認識。”煙霧從男人的鼻孔噴出來，“我們一起進的廠。你爸是機修班的，我是污水處理站的。后來……后來他死了，我提前退了。”

男人的聲音很平靜，但張誠聽出了底下洶涌的東西。像那條河，表面平緩，底下暗流湍急。

“秦叔說，您知道我父親當年發現了什么。”

男人沒馬上回答。他抽完那支煙，把煙蒂摁滅在一個鐵皮罐頭盒里，盒子里已經積了小半盒煙蒂。然后他站起身，走到衣柜前，打開最底下的抽屜，從一堆舊衣服里摸出一個牛皮紙信封。

信封很舊，邊緣都磨毛了。男人把它放在桌上，推給張誠。

“你爸出事前三天給我的。”男人說，“他說如果他出了什么事，讓我把這個交給能管這事的人。我等了十五年，沒等到這樣的人。直到昨天，秦師傅打電話說你找過我。”

張誠拿起信封。很輕。他拆開封口，里面是幾張泛黃的紙。

第一張是手寫的記錄，字跡工整，是父親的筆跡：

2010年7月15日，夜11點20分。污水處理站總排污口。取水樣500毫升。目測：水體呈深藍色，泡沫豐富，有刺鼻氨味和苯胺味。采樣時發現，主管道旁有一暗管，直徑約15厘米，未接入處理系統，直接排入河道。

第二張是化驗單復印件，送檢單位是市環境監測站，送檢人姓名欄空白。檢測結果欄里，一連串數字觸目驚心：

COD：3200mg/L（超標64倍）

氨氮：280mg/L（超標56倍）

苯胺類：45mg/L（超標90倍）

鉻：8.7mg/L（超標174倍）

第三張是照片。黑白照片，因為年代久遠已經模糊，但能看清：一個穿工裝的男人蹲在河邊，手里拿著取樣瓶。男人側著臉，是父親年輕時的模樣。照片背景里，能看見紅旗廠高大的煙囪，和煙囪下那個隱蔽的排污口。

“這張照片是我拍的。”男人說，“你爸取樣的時候，我在旁邊望風。他說要留證據。”

張誠的手指在照片上父親的臉頰處輕輕摩挲。那是他記憶里父親的樣子——堅毅，執著，眼神里有光。不是殯儀館墻上那張蒼白的臉。

“為什么現在才拿出來？”張誠問。

“因為不敢。”男人苦笑，“你爸死了之后，廠里來了好幾撥人，挨個找我們談話。說是談話，其實是警告。那些家里有孩子在廠里上班的，孩子就被調去最臟最累的崗位；那些有親戚在廠里的，親戚就被下崗。我老伴那時候在廠醫院當護士，第二天就被調到洗衣房，說是‘工作需要’。”

他重新點起一支煙：“后來紅旗廠破產，我們以為這事就過去了。沒想到……沒想到十五年后，同樣的事又來了。只是換了個廠名，換了個地方。”

“JY環保科技。”張誠說。

男人點點頭：“他們建廠的時候，我去看過。打樁的地方，就是當年紅旗廠的排污池。那些毒水，那些重金屬，都還在下面。他們就在上面蓋樓，建車間。你說，這樣的廠子，能‘環保’嗎？”

窗外傳來孩子的嬉笑聲，清脆響亮。屋里卻死一般寂靜。

張誠把文件收好，放回信封：“這些，我能帶走嗎？”

“本來就是給你的。”男人看著他，“孩子，聽我一句勸。你爸當年斗不過他們，你現在也未必斗得過。那些人……手眼通天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張誠站起來，“但我爸死在這條河里。現在又有人死在這條河里。如果我不做點什么，還會有更多人死在這條河里。”

男人沉默了。他起身送張誠到門口，在張誠踏出門時，他突然說：“你爸死的那天晚上，我看見一個人。”

張誠猛地轉身：“誰？”

“賈仁義。”男人聲音壓得很低，“紅旗廠的廠長。他開車到河邊，和你爸說了幾句話。然后……然后你爸就落水了。我那時候在遠處，看不清具體發生了什么。但賈仁義走后，我才敢過去，你爸已經……”

賈仁義。賈副局長的哥哥。

“您當年為什么不說？”

“說了有用嗎？”男人的眼睛里泛起淚光，“賈仁義后來當了代表，優秀企業家。我一個下崗工人，說的話誰信？而且……我老伴那時候剛查出乳腺癌，需要錢治病。賈仁義讓人送來五萬塊錢，說是‘困難補助’。”

男人抹了把臉：“錢我收了。病沒治好，人還是走了。這筆債，我背了十五年。”

張誠不知道該說什么。他拍拍男人的肩，很瘦，骨頭硌手。

下樓時，那幾個下棋的老人還在。禿頂老人抬起頭，這次沒再低頭，而是盯著張誠看了很久，眼神復雜。

走出小區，張誠找了個公共電話亭，撥通陳鋒的號碼。

“拿到了。”他說。

“找個安全的地方，我過來。”陳鋒說。

半小時后，兩人在一家偏僻的茶館碰面。包廂在最里面，臨街的窗戶拉著竹簾。張誠把信封遞給陳鋒。

陳鋒看完文件，臉色凝重：“這些證據，當年如果拿出來，足夠讓紅旗廠關門，讓賈仁義坐牢。”

“但被壓下去了。”張誠說，“我父親死了，證人也閉嘴了。十五年后，同樣的事在同一個地方重演，只是換了個更光鮮的名字。”

“JY環保科技。”陳鋒把文件收好，“我查過了，這家公司三年前申報過一個‘污染土壤原位修復’項目，申請了八百萬的環保專項資金。項目報告里說，他們用一種‘國際先進技術’，把紅旗廠舊址的污染土壤修復到了國家標準。”

“但實際上呢？”

“實際上，”陳鋒從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報告，“這是我從省環境監測總站偷偷調出來的數據。同一地塊，同一時間段的采樣結果——重金屬含量超標十二倍，苯胺類超標三十倍。但他們給區里看的報告，所有指標都是合格的。”

兩份報告放在一起，數字天差地別。

“他們怎么做到的？”張誠問。

“很簡單。”陳鋒說，“采樣的時候，他們用干凈土壤替換了污染土壤。監測的時候，他們提前在采樣點注入了處理過的水。所有數據都是做出來的，就像一場精心編排的戲。”

“賈副局長知道嗎？”

“他不僅知道，還是主要推手。”陳鋒冷笑，“JY環保科技每年給區里‘捐贈’三百萬的‘環保基金’，這筆錢怎么用，全由賈副局長一支筆審批。去年，他用這筆錢給全區副科級以上干部配了最新的蘋果手機，美其名曰‘移動辦公設備’。”

張誠想起昨天會議室里，賈副局長手里那部嶄新的手機。

“所以，這是一條完整的利益鏈。”他說，“賈仁義當年污染，現在用弟弟的關系，拿環保項目洗白。既賺了錢，又賺了名聲。”

“還除了礙事的人。”陳鋒補充，“你父親，周明，都是這條鏈上的犧牲品。”

窗外天色暗了下來，茶館里亮起昏黃的燈。竹簾的影子投在桌上，像一道道柵欄。

“接下來怎么辦？”張誠問。

“這些證據不夠。”陳鋒說，“紅旗廠的事過去太久了，追訴期都快過了。JY環保科技的數據造假，最多罰款了事。要扳倒他們，需要更直接的證據——比如他們現在還在偷排的證據，比如賈家兄弟利益輸送的證據。”

“周明可能拿到了。”

“但他也許死了。”陳鋒看著他，“張誠，你知道你現在在做什么嗎？你在挖一座山，一座壓了十五年、埋了無數秘密和尸骨的山。挖山的人，很容易被山埋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張誠說，“但我爸在下面。周明……可能還有更多我不知道的人在下面。我不能讓他們白死。”

陳鋒沉默了很久。他端起茶杯，茶已經涼了，他一口喝干。

“周明尋死前，見過一個人。”他說，“一個女記者，叫蘇晚。她在調查潺河污染，和周明有過接觸。周明死后，她找過我，說手上有東西。”

“什么東西？”

“她沒說。”陳鋒看了看表，“今晚八點，她會去一個地方。如果你想見她，可以去。”

“哪里？”

“潺河入江口，水文站舊址。”

晚上七點半，張誠站在潺河大橋上。橋下車流如織，燈光匯成一條流動的河。不遠處的入江口黑黢黢一片，水文站的輪廓像一頭蹲伏的巨獸。

風很大，帶著江水特有的腥氣。張誠拉緊夾克，朝水文站走去。

那里，可能有一個記者，帶著周明留下的最后線索。

也可能，有一個陷阱，等著他跳進去。

他不知道。但他必須去。

因為有些真相，就像河底的尸骨，不撈出來，永遠不會安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