鄭先生最后那句話——“每一個人的錢都是辛苦錢”——讓我一個中午都沒有睡好。

這句話對嗎？

我眼前突然浮現一幕，我與陳總曾經的對話。

有一次，陳總跟我感嘆，他跟街頭炒粉的是一回事。

我問：“為什么呢？”

他說：“炒粉的清早就要起來，很晚才能收攤。我也如此啊，每天清早就來，經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點。哪個決策失誤，少則幾十萬，多至幾百幾千萬打了水漂。

炒粉的最多是這一天少賺點，不會去討米。干我們之一行，決策失誤，有些人最后真的當了乞丐。”

是啊，克魯茲家族可以一擲千金，但不可否認，他們的錢也很辛苦——辛苦不僅是指體力，還指腦力。

我必須改變對羅生那種人的同情。羅生是因為懶，如果他愿意辛苦，就不會住茅房。

克魯克要求有一個明顯的預期，他的說法并沒有錯。

我從床上爬下來，寫了三個標準。

然后，改了又改，把那些似是而非的定語全劃掉。再撥通鄭先生的電話，了解克魯茲以前的身體情況。

思考良久，才寫下了三條具體標準：

初愈：可以下床活動。

鞏固：可以生活自理。

恢復：可以回大學任教授，出國，達到中毒之前的身體狀態。

我把這幾條寫完，覺得真的有些累了。

上床睡覺！

……

下午三點，鄭先生來到房間。和我交流了一會兒，然后提醒我，記得帶上護照和身份證。

我們走出賓館，坐上來接我們的小車。

到了克魯克家，我仍然像上午一樣，扎針，拔火罐，給克魯茲服中藥。服完中藥，我沒再給克魯茲按睡眠穴。

而是向克魯克表達了如下意思：

派人記錄克魯茲的睡眠變化情況。我好對比藥物起到的功效。克魯克對站在一旁的菲爾叮囑了一遍。

回到大廳，我把治療的三個步驟，達到的目的，需要的金額跟鄭先生說了。他向克魯克作了翻譯。

克魯克說了一句話，鄭先生翻譯過來就是：“二十分鐘后回答我。”

克魯克家族成員起身，一齊走向另外一間房子。

鄭先生對我說：“我也跟他們提了要求，如果同意方案，他們必須另外找一個翻譯。因為我不可能長期呆在這兒。”

我點了點頭，理解鄭先生的決定。他作為一個商人，同時作為一個會長，社會活動家，他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。

鄭先生繼續道：“當然，我也提出來，新請的翻譯最好是華人。如果是近十年過來的大陸人則更好，那樣，你們就有相同的文化背景，能更好地溝通。”

我說：“你想到非常周到。”

我們聊完了，一起在等待著他們商量的結果。

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，我們兩人都有些緊張。

我的緊張是，他們覺得我要價過份，要與我討價還價。我還真不是一個生意人。

更擔心的是，自已性格中含有某種沖動成分，是否會做出某種不恰當的舉動來。比如，他們把價格壓到四五百萬，我會不會一氣之下放棄治療？

因為他們前期可以花五千萬，勞而無功，克魯茲越治越差。而我要一千萬，他們又覺得貴了的話，我甚至有理由懷疑，他們是裝出積極為長兄治療的姿態。實際上是拖延治療時間，就等著克魯茲離開這個世界。

鄭先生不說話，我估計他有些顧慮——生怕在這個時候，克氏家族節外生枝，讓他一片好心付之東流。

二十分鐘過去，他們仍然沒有出來。

鄭先生看了看手表。

我也掃了一眼客廳那座立式擺鐘。眼睛離開了擺鐘，耳朵卻在捕捉“咔嚓、咔嚓”的聲音。

這時，克魯克終于走了出來，邀請我們進去。

在一間類似于書房的房間內，有一張大書桌，書桌上擺著一張已打印好的文件。桌前擺著兩條高大的，類似于國內太師椅一樣的座椅。

克魯克做了一個手勢，示意請坐。

我和鄭先生坐在文件前。我猜測是一份合約，便用眼睛詢問鄭先生。他沒有反應，而是在認真地閱讀。

克氏家族成員站在我們身后。

鄭先生屏心靜氣，一字一句地讀完。

然后側頭對我說：“文件的內容是按到你提供的三條標準起草的。你不懂英文，我解釋一下，這個文件很簡約，也沒有治療失敗，追究你負責的附加條件。

這在菲國已經相當寬松了。我以人格擔保，你可以放心簽署。他們是甲方，你是乙方。他們三人都簽名，按上了藍手印。你在右邊簽名，按印就行。”

我完全相信鄭先生，一筆一劃地寫下了“萬山紅”三字。

鄭先生提醒我，一式三份。

我在三份文件上簽下名字。

他再提醒我，把身份證和護照交給菲爾。菲爾復印了之后，把它們貼在文件的最后一頁上。然后交一份給我，一份給鄭先生。

鄭先生說，現在去客廳，將有個簡單的儀式。我們一起步入客廳。桌上擺著兩杯雞尾酒。

克魯克端起酒杯，我也端起酒杯。

他說了一句話，鄭先生站在旁邊翻譯：祝我們合作愉快。

雙方把杯子一碰。一飲而盡。

這種禮節對我來說怪怪的，這不是商業合作，而是治病。難道簽訂一個治病合約，也要喝酒慶祝？

后來，我慢慢懂了這種契約文化，簽約就是一種合作，不管合作的內容是什么。

大家坐下，克魯克朝著我說了一大串。鄭先生告訴我：

“為了方便我治療，也為了感謝鄭先生。他們已在馬尼拉聘請了一名華人翻譯來接替鄭先生的工作。這名翻譯，明天上午可到。”

我點點頭，表示知道了。

合約終于簽就。酒也喝了。我們鄭先生離開克氏別墅。

回到房間，鄭先生說：“既然他們請了專門的翻譯，那我明天上午與翻譯見面后，就準備回宿霧。”

我有些不舍，鄭先生多好啊，他對我有所了解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能給我中肯的建議。他不是一個翻譯，而是我在菲國的主心骨啊。

于是，我試探著問道：“新翻譯是個什么人？”

他搖了搖頭：“在這里不興打聽的，所以，我和你一樣，目前一無所知。不過，我們之間可以多溝通。你隨時都可打我的電話，我希望克魯茲盡快好起來。”

我有些動情地說：“我心里有些難過。”

他說：“萬先生，你要相信克魯克是一個好人，他沒有什么壞心思。這樣吧，起居仍然由何云照顧你。在這里的一切，你大可放心。”

鄭先生也要休息。我起身送他。一直送了很遠很遠。

說句內心話，就像小時候我娘去我外婆家，我望著她的背影，希望她盡早回來一樣。我對鄭先生的離去，我依依不舍。

人，都有脆弱的時候。特別是在異國他鄉。